如何處理公與私的關系，能洞見從政者的格局和境界。《新唐書》載：唐朝徐有功在任司刑少卿時，曾與皇甫文備一同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。皇甫文備多次捏造證據誣陷徐有功放縱逆黨。后來，皇甫文備因為一起刑事案件被連坐下獄，恰巧由徐有功審理此案。徐有功依法將其釋放。有人說，皇甫文備曾經想置你于死地，如今你卻放了他，為什么呢？徐有功答：“爾所言私忿，吾所守者公法，不可以私害公。”
“不可以私害公”指公私分明，不可因私情而損害公道或公德。徐有功在審案中，自覺劃清公與私的界限，不拿“公法”報“私忿”，手握戒尺不行私，廉潔用權不害公，既守住了原則和底線，又捍衛了法律尊嚴。正所謂：“理人之道萬端，所以行之在一。一者何？公而已矣。唯公心可以奉國，唯公心可以理家。”
從政治政，只有秉持一顆公心，不為私利所迷，不為人情所困，方能坐得端、行得正、走得穩。反之，如果公器私用，徇私忘公，必然滋生腐敗、自食苦果。《史記》載：戰國時期，范雎在魏國曾受到魏齊迫害，在魏人鄭安平和秦使王稽的幫助下，潛逃入秦，受到秦昭王的重用。出于“還人情”的心理，范雎舉薦王稽為河東太守、鄭安平為將軍。后來，鄭安平在邯鄲之戰中兵敗，投降趙國；王稽因私通諸侯，被誅殺。范雎受到牽連，因此辭去相位、抑郁而終。
“政在去私，私不去則公道亡。”范雎之錯，就在于公私不分，把公權當私產，拿公權謝私恩，結果既害公又害己。如宋人汪藻言：“公與私不并行，恩與法不兩立。以公滅私，以法奪恩者治；以私害公，以恩撓法者亂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”又如宋代理學家朱熹言：“官無大小，凡事只是一個公。若公時，做得來也精彩。便若小官，人也望風畏服。若不公，便是宰相，做來做去，也只得個沒下梢。”
公大于私，不可以私害公，是從政者必須堅守的原則和底線。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，對公與私的取舍，一向旗幟鮮明。延安時期，張聞天陪客人吃飯，卻不夾一筷子菜，只吃了兩碗小米飯。事后他說：“菜肴是讓客人吃的，不能揩公家的油。”
老一輩革命家用言行回答了什么是“大明無偏照，至公無私親”。也正是秉持這份公心，中國共產黨以清正廉明立身，視人民利益重于山，視個人利益淡如水，才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，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，闖過一個又一個難關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。這就是“公”的力量，“公道達而私門塞，公義明而私事息”，公心越充盈，離腐敗就越遠，離民心就越近，離勝利就越近。
公私之交，存亡之本。進入新時代，“公私”二字仍是衡量黨性強弱的尺子，并對黨員干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。“不可以私害公”就是一條紅線，不能含糊，更不能觸碰。在工作生活中，廣大黨員干部當謹記“公生廉、私生貪”的道理，把“公”與“私”兩個口袋分清，堅持以“公”為標尺，正心、正言、正行，常拿“做人公道正派，做事公正廉明”砥礪品行，常拿黨規黨紀對標對表、錘煉黨性，切實做到手握公權不謀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