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3日晚上11點，一個陌生的求診電話，把已經準備入睡的陜西省佳縣人民醫院原副院長、兒科原主任路生梅叫了起來。電話是一位3歲孩子的父親打來的，因為孩子高燒不退，所以打電話向路大夫求助。
外面漆黑一片，溫度接近零下20攝氏度，78歲的路生梅換上羽絨服，拿起藥箱，匆匆出了窯洞。下一道坡，再穿過兩條巷子，步行二十多分鐘后，趕到了患者的家，讓這個慌亂的家庭頓時吃下了“定心丸”。
在佳縣這個陜北小縣城，“路大夫”3個字幾乎老幼皆知，不少家庭一家五代人，都曾找路生梅看過病?！耙獮榧芽h人民服務五十年”，這是路生梅作為共產黨員一直堅守的承諾，也是她用一生踐行的錚錚誓言。50多年來，她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創建全縣第一個正規兒科，推廣新法接生、科學育兒，退休后又義診患者超過15萬人次，榮獲了全國道德模范、全國優秀共產黨員、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多個榮譽稱號。
由于義診的次數實在太多了，以至于佳縣縣城里的每條巷子、每道山梁，都留下了路生梅的足跡。有一年冬天，雪下了一尺多深，路生梅穿著塑料底棉鞋出診，5公里的路，她走得跌跌撞撞，摔倒了幾十次。帶路的老鄉看著很心疼：“路大夫，要不咱別去了吧。”雖然感到身體都要散架了，但路生梅還是堅定地回答：“病人在等我，我必須去?！?/span>
去還是留？早在54年前，路生梅就已經做出了抉擇。1968年，路生梅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第二醫學院（今首都醫科大學）畢業。依慣例，作為大學生又是北京本地人的她，留在北京找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，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也是這一年，為了響應國家“到祖國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號召，24歲的路生梅經過4天的長途跋涉來到了佳縣人民醫院。
住進破窯洞，除了睡不慣土炕、不會劈柴生火這些困難外，連日常飲水對路生梅來說都很不容易。“當時，縣醫院只有一頭瘦骨嶙峋的毛驢，每天去黃河邊馱兩次水，每個醫生每天只能分到一瓢渾濁不清的水。”路生梅回憶說。
但這樣的生活她漸漸習慣了下來。在那些或寒或暖的夜里，路生梅反復念叨8個字：“扶傷濟世、敬德修業。”這是路生梅母校的校訓，也是一名共產黨員丹心報國的諾言?！拔也皇峭鶃淼倪^客，而要在這里扎根?！甭飞诽寡?，自己并不是沒有機會調離佳縣，有的醫院甚至開出高薪讓她去坐診。之所以選擇留下，是因為她放不下這里的病人，割舍不了對這片土地的情意。
一次出診，路生梅看到一名剛生下孩子的產婦，披頭散發地坐在一個裝土的袋子上，旁邊另一個婦女死死地揪住產婦的頭發。
“你這是在干什么？”路生梅感到震驚。對方回答說：“怕產婦‘血迷’了?！彼^“血迷”，其實就是失血性休克，即產婦失血過多引起的血壓下降、神志不清。
還沒等路生梅反應過來，接生的婦女拿過一把剪刀，準備給孩子剪臍帶。路生梅趕緊制止，并用自己隨身攜帶的消毒器械給孩子斷臍，將孩子包裹好。
“用這樣的‘土辦法’接生很容易引發各種感染，有的產婦甚至用削尖的高粱稈來割臍帶，致使產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極高?！甭飞犯锌卣f，“我是一名醫生，看病救人是天職，普及醫療常識、提高民眾的健康意識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?！?/span>
路生梅的老家在北京市西城區。對于故鄉北京，她心情復雜。結婚、生子等人生大事，她都是在七百多公里之外的苦寒陜北經歷的，在那片廣袤的黃土地上，她也經歷了“忠孝不能兩全”的困境。1971年，路生梅的父親在北京去世。彼時，她有孕在身，加上經濟拮據，她無法趕回北京送父親最后一程。接到電報的那天夜里，她在黃河岸邊朝著北京的方向伏地長跪……
1981年，路生梅去北京協和醫院進修學習。這也是她自1968年離家后第一次回故鄉。在一年的進修期里，她隔三岔五就接到陜北發來的電報：“病人們都在問，路大夫你啥時候回來呀？”病人們的期盼，讓她不敢在故鄉有過多的逗留。
回到佳縣后，兒科專業出身的路生梅開始著手成立婦兒科、創辦小兒科。當時的佳縣人民醫院，醫護人員不足30人，除了一間簡易的化驗室外，僅有內科、外科、中醫科和婦產科，兒科只是內科的一個分支科室。路生梅將兒科獨立分離出來，并擔任首任兒科主任。她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于兒科病癥的治療、科研和教學工作中，并在醫院創新引進了大查房制度、疑難病例討論制度以及各科室會診制度。同時，她還組建了巡回醫療隊，為患兒上門出診。
1999年，路生梅從佳縣人民醫院副院長的崗位退休，自此，她的家便成了“窯洞門診”?！耙荒甑筋^，幾乎每天都有人慕名來找路大夫看病。她精心醫治每一個病人，如無特殊情況，這里從不打烊?！币晃秽従痈嬖V記者。
“當年，我兒子生病，路大夫坐著船，渡過黃河來出診，她是我們一家人的恩人?！眮碜陨轿魇瘟菏信R縣的高榮告訴記者，臨縣與佳縣一河之隔，50多年來，路大夫奔波在黃河兩岸，造福秦晉大地。
2020年1月29日，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路生梅拿出1萬元積蓄作為特殊黨費，并向醫院黨支部主動請纓：“如果咱們醫院組織救援隊，無論奔赴哪里，無論生死，我都要參加。不要嫌我老，我愿把生命留給抗疫事業?！?/span>
當年與路生梅一道被分配到邊遠地區的首都醫科大學163名畢業生中，有的早已調回了北京，有的去了海外發展，而留在陜北的，只有路生梅一人。多年以來，不少人都問過路生梅同一個問題：“如果人生可以重來，你是否還會選擇留在陜北？”路生梅告訴大家，1984年，她曾在入黨志愿書上鄭重承諾“為黨工作50年，為佳縣人民服務50年”，即使人生可以重來，她也會信守這個承諾。
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，她沒有放松對病人的救治，沒有放松對青年醫生的培養，更沒有放松對專業技術的研究。“我不是首都醫科大學畢業生中最優秀的那一個，但我會為了信守承諾，堅持到最后。”路生梅自豪地說。